聽見百分之百的村上春樹 Jay Rubin —地下鐵事件 與 約束的場所

Ch.12 大地的韻律
Pg.242-247

在地下鐵事件第二部,村上仍舊投身在學習之中,但他與奧姆教徒對談時,刻意採取較積極辯詰的角色,而不只是靜坐一旁任對方滔滔不絕.村上常介入提出小說所關心的幾個主題.他對奧姆教徒最感興趣之處,在於他們嘗試去做的事,通常是他筆下人物覺得根本不可能做得到的,教徒們藉由宗教找到了國境之南與太陽之西的所在,希望在此能發現確切無疑的解脫或開悟,期望能拾回他們所失落的,也為生命帶來意義.奧姆教徒與較被動的受害者不一樣,他們勇於探索自己內心深處的黑盒子.尋索過程中,有些人一時分不清夢境和現實,這又是我們所熟悉的村上式主題.有時村上似乎也感受到危險,或許意識到自己的內心探索也有可能走岔路‥

「…和他們促膝交談之間,不得不深深感覺到小說家寫小說的這種行為,和它們追求宗教的行為非常相似,雖然不能說兩者是完全相同.和他們談話時,引起我個人興趣的正是這點,此外我有時會感到類似惱怒的情緒,也是為了這點.」

最讓村上氣惱的,是教徒心甘情願將自我交託給奧姆真理教教組麻原彰晃這般為他們思考、為他們做決定的上師.有人會替你思考是一種快慰的幻覺,但身為個人主義者、身為透過說故事看待世界的作家,村上反對這種想法:




如果你失去了自我的話,你將失去自己這個一貫的故事.但人沒有故事是無法長久活下去的.這些故事,超越了你用來包裹住自己的有限的理性系統(或系統化的理性),這些故事是與他人分享時間經驗最重要的關鍵.

故事當然是story,既不是邏輯、不是倫理也不是哲學。不管你瞭不瞭解,他是你持續做的夢.正如你會呼吸一般,你不斷做著那個story的夢.在那些story中,你擁有兩張臉:你既是主體,同時也是客體;既是總和,同時也是部分;既是實體,同時也是影子;既是說故事的人,同時也是故事裡的人物。我們由於多或少擁有這種多層的故事性,才能治癒在這世界上身為個體的孤獨。

如果沒有適當的自我的話,沒有人可以創造出自己的故事,就像沒有引擎就無法開動汽車,沒有真實的物體就不會有影子一樣。可是一旦你把自我讓渡給某個別人了,再來你還能怎麼辦呢?

在這情況下,你從別人,從你把自我讓渡給他的那個人那裏接收到新的故事.你把實體讓渡出去,期代價就是得到影子.你的自我一旦和別人的自我同化了之後,你的故事也不得不被別人的自我生出的故事所同化…。

麻原很擅長把他改寫過的故事強加到別人身上…麻原是掌握所謂現在這氣氛的說故事專家.

 


2001年十月,《紐約時報》的特派員在東京採訪村上,注意到他對奧姆的分析正是用於前一個月發生在紐約和華盛頓的911恐怖攻擊.村上比較瞭解奧姆真理教和伊斯蘭基本教義派,認為兩著的封閉世界有相似之處.他表示,在這兩者之中,「只要你有疑義,就有人給你解答.可以說,事情非常簡單明瞭,只要你相信,你就可以得到幸福.」然而在充滿各種可能性的現實世界中


事情都是未完成的…很多事讓人分心,很多缺憾.大多數情形,我們不會覺得幸福,反而既沮喪又深感壓力.但至少一切是開放的,你可以選擇、可以決定你的生活方式…。我所寫的故事都是主角在這個混濁的世界中尋找正確的方向….這是我的主題.同時我認為有另一個地下的世界,你可以從心理接觸到這個內在世界.我書中的許多主角都同時住在兩個世界中—現實的世界和地下的世界.

如果你訓練有素,就能找到通路,在兩個世界之間來回穿梭.要找出這個封閉迴路的入口很簡單,但要找到出口就不容易了.很多教派宗師免費提供進入這個迴路的路徑,但他們不提供出來的方法,因為他們希望把信徒關在裡面.信徒可以接受指令,成為他們的嘍囉,我想那些把飛機開去撞大樓的人很可能也是類似情形.


儘管如此,村上並沒有採取「正邪對立」的態度.在《地下鐵事件》,他要求讀者(以及自己)避免這種自滿的態度:


我們大多會嘲笑麻園所提出的荒唐無稽的垃圾故事…但你自己又如何呢?(暫且讓我用第二人稱,當然我也包含在內)

你有沒有對誰(或什麼)交出自我的一部分,而接受「故事」作為代價呢?我們有沒有把自己某一部分的人格交給某種制度或體系呢?如果有的話,哪制度是否有一天會向你要求某種「瘋狂」呢?你現在所擁有的故事,真的、時既是你的故事嗎?你現在所做的夢真的是你的夢嗎?那會部會是某一天將突然變成惡夢的某個別人的夢呢?


村上要求讀者自行判斷思考,不要單純、無條件地接受社會、宗教或國家提供給他們的故事,不管這些機構顯得多麼「主流」、毫無爭議.這一點恰與戰後作家坂口安吾(1906-55)相呼應.坂口呼籲同胞要擺脫神格化的天皇和武士道魔咒,代之以自己內在的天皇、自己的武士道.因為皺是這個魔咒,導致他們為了瘋狂的戰爭而犧牲.坂口認為,日本人喜歡戰爭,是因為這讓它們安於不必自已做決定,這也是我們都可能有的心態.村上在1990年初遇見奧姆教徒時的反應是嫌惡的別過頭去,但事後想來,他推論他造成反感的原因,就在於他覺得和這些人之間有明確的連結:幾乎所有人都渴望自己的問題能獲得解答.

當然,村上訪談的奧姆教徒並非在東京地鐵施毒的兇手.許多受訪者認為他們不會遵照指令去殺人,雖然其中少數人也提及這是因為自己的性格軟弱,而不是因為他們有強烈的是非觀念.從某個角度來說,他們也是受害者.他們大多是不適應社會、被淘汰、失敗的人,他們任由奧姆的領導精英操縱,對麻原殘暴嗜殺的意圖一無所知.村上曾這樣形容位居教團高層的人:


這些精英把穩穩可以到手的社會地位就那樣輕易拋棄而投奔到新興宗教裡去,這是個嚴重警訊,許多人因此懷疑,現在的日本教育體制出了致命的缺陷.

可是在我採訪奧姆教徒前信徒時,實際強烈感覺到的並非「這些人為什麼不當社會精英卻寧可誤入歧途」的想法,相反的卻是,正因為他們是菁英,所以才很容易一下就跑進那裏面去.


帶著自己是「關心社會病癥的作家」這種新意念,村上總結他所分析的問題,呼籲世人有所行動.


我認為政府應該盡快策畫著急各方面專家,組織公正公開的委員會來調查地鐵毒氣事件,解明隱藏的事實,徹底檢討周邊有關的體系.是什麼地方出錯了,是什麼阻礙了組織的正常對應呢?唯有嚴密進行這種事實的追究,才是我們對沙林毒氣而不性喪生的人們,所表達的最大禮儀,這確實是我們無可推卸的責任.而且調查所得的資訊,不能封鎖在各部門裡,一定得公開於世,讓大家都能得知.如果不這樣做的話,這種系統性的錯誤恐怕還會一再重複發生.


那個夢想遇見伊帕內瑪姑娘的作者已經離我們很遠了,不只是他自己,其他人也都預料不到他在作家和個人角色上的成長.這並非表示村上突然一躍成為社會運動的旗手,也不表示這項明顯具政治意味的態度,等同於他已揚棄早先的作品(雖然這裡需說明,他把《地下鐵事件》的部分版稅捐贈為受難者基金).在處理1995年另一場浩劫關西大地震的時候,他仍舊是個十足的小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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